2012年10月5日晚上，我在杭州突然收到长滩加州州立大学亚洲与亚美研究系主任谢天蔚教授从美国通过手机发来的一条短信：“天振：UCLA Michael Heim 于上周六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详情请看我给你的电邮。天蔚”回到上海家里后我赶紧打开电脑，马上看到了天蔚转发给我的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在网上发布的一则讣告：

    著名的东欧、俄罗斯和德国小说翻译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迈克尔·亨利·海姆于9月29日（星期六）因黑色素脑瘤并发症于Westwood家中逝世，享年69岁。经Priscilla的许可，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 10月2日（星期二）宣布海姆为建立PEN翻译基金的734,000美元匿名捐赠者。该基金每年向大约12名译者提供$3,000以上的奖金支持他们的翻译项目。

读罢讣告，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海姆教授的年龄并不大，且前几年他来上海看我时他的身体看上去也还挺不错的，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

我与海姆教授(见面时我称他迈克尔)的直接交往其实并不多，也就两次，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另一次在上海，就在我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办公室。我与他的电子邮件往来同样也不多，屈指可数。然而就这不多的两次直接交往和屈指可数的几次电子信件往来，却已经给我留下了关于海姆教授的深刻难忘的印象。

我初识海姆教授是在2003年。那年12月我应东京大学已故教授大泽吉博先生的邀请，参加由大泽吉博先生主持的一个国际翻译研讨会。那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研讨会，总共才十几个代表，主要是东京大学等日本本土的学者，国外学者就邀请了4名，一名美国的，一名韩国的，两名中国的 (我和清华大学的罗选民教授)。那位美国代表即是海姆教授。海姆的个子较高，大约有一米八十的样子，人不胖也不瘦，满脸络腮胡子，坐在我们这群亚洲人中间很引人注目。但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美国人，倒有点像东欧人。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确实是东欧人，是美籍匈牙利裔人，不过自小在美国出生长大。东京大学的这个会议是即兴讨论性质的，不需要事先提交论文，所以我现在都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我和他的发言内容了，我很可能讲的是关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问题或是关于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中的地位问题，那几年我正在积极阐发我的译介学思想和相关观点。

那次的会议只有一天的议程，第二天没有安排，是自由活动，所以我用完早餐后便很悠闲地在东京大学美丽的校园里散步。走了没多远，迎面看见迈克尔也在那里散步，于是彼此打了个招呼，便开始一起沿着池塘漫步。他先是对我昨天的发言表示赞赏，我以为那是西方人的客套话，所以也很客气地向他表示感谢，并不把他的话当真。然后我问他主要从事哪个方面的研究，他告诉我他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翻译东欧文学，还有契诃夫的作品。听说他翻译契诃夫的作品，我很惊喜，我告诉他我是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大学毕业时我甚至打算把契诃夫作为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后来因为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正常教学秩序都被冲垮了，所以没有写成。获悉我是学俄罗斯文学的，他显然也很兴奋，便用俄语与我交谈，还问了我许多关于俄罗斯文学的问题以及我的看法。谈到后来他告诉我他还想学中文，想通过契诃夫戏剧的中译本学，问我能否为他推荐一个好一点的契诃夫戏剧的中译本。我说没问题，我回国后即可为他找一个这方面的优秀译本。同时我还建议他，如果他想学中文的话，回到美国后可去找我的好朋友谢天蔚教授，他就在长滩加州州立大学教授中文。迈克尔后来果然去找了天蔚，并与天蔚结成了好朋友，相互过从甚密，还邀请天蔚夫妇上他家吃饭。我回国后也特地去买了一本契诃夫作品集，里面收入了我认为最优秀的契诃夫戏剧的中译本——焦菊隐翻译的剧本，并请天蔚帮我带给了迈克尔。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将近分手时迈克尔对我说，他想送我一本他最近出版的翻译作品，问我感不感兴趣。“那是一部长篇小说，”他介绍说，“但是小说的正文却只有7页，它的注解倒有20页，而注解的注解有50页，最后还有5页注解的注解的注解。”我听他这么一说，兴趣大增，连忙说我很感兴趣，表示如果有可能，我还愿意把它翻译成中文呢。他于是急步返回宾馆，不一会便把书拿来了，这是他从捷克文翻译的捷克作家约瑟夫·西扎尔的小说《一个波希米亚青年》，迈克尔还特地在书名页上签名题词：

赠谢天振教授

期待进一步的合作

迈克尔·亨利·海姆

2003年12月于东京

在东京分手后我们并没有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只是在圣诞节和新年时偶尔有一两则电邮互致问候。他告诉我他已经与天蔚接上关系，并且非常巧的是，他们俩还都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孔子学院的顾问，所以经常有见面的机会。我感到惭愧的是，我从东京回来后因一直忙于杂事，迈克尔送我的那本小说尽管我很有兴趣，同时也觉得这本小说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对国内的作家创作应该很有借鉴意义，但一直没有翻译出来，感觉愧对他当初赠书的美意了。

2008年5月，我又收到迈克尔发来的一则电邮。他告诉我他该年8月会到上海来参加一个会议，但他想提前一个星期来上海，想利用这个机会在上海学学中文。他问我有无可能帮他找一个中文老师，他愿意以教人家俄文作为交换。同年8月，迈克尔果然来到上海，住在华东师大那边一家普通的宾馆里。那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把宋炳辉教授介绍给他。炳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教他中文当然是绰绰有余，而炳辉的女儿其时正好在学俄文，所以这个安排可谓一举两得，双方都满意。此举还让炳辉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炳辉那时正好在研究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没想到迈克尔正是美国昆德拉作品最主要的英译者，他因此从海姆教授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昆德拉的新信息，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前年炳辉去美国出席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会议，还专程到洛杉矶去拜访了迈克尔。

    跟在东京那次一样，这次迈克尔又送给我一本他的最新译作——他从德语翻译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名作《威尼斯之死》。他照例在书名页上题词签名，然而这次的题词却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竟然直接用中文写出了我的名字，字迹还非常端正，隽永且清秀。我猜想，他为了写好我的中文姓名，说不定事先练了不知多少遍呢。他的题词内容还让我想起了我们5年前在东京大学校园里散步时他对我说过的赞扬话，我现在相信他当时说的那番话是真心的，而不是出于礼貌性的客套恭维。他的题词是：

赠谢天振

一位懂得翻译内涵的人

迈克尔·亨利·海姆

2008年8月于上海

告别时迈克尔握着我的手，问：“你何时来洛杉矶？”我对他说，洛杉矶我肯定要去的，天蔚已经邀请过我多次了，那边还有我好几个大学的同学和朋友，也一直在等着我去与他们聚会呢。“那好，”他说，说话时一如平常那样表情严肃，语调平和，不高不低。“我们洛杉矶见。”说完他就告辞走了。我送他到办公室的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看着他慢慢地走到走廊的尽头，然后拐弯下楼，消失。说实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眼前这位其貌不扬、衣着普通、说话待人态度十分谦和的外国人，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次简单平淡的握别竟然是我与迈克尔的生死诀别!

确实，我对海姆教授的真正了解是在他去世以后，是在收到天蔚教授的手机短信以后。通过网上那一条条关于海姆教授的信息，他的事迹、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才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满；他对翻译的全身心的投入和追求，以及他无私奉献翻译的高尚人格，让我感到震撼，并油然而生崇敬之情，而他的不幸早逝则让我深感痛心和哀悼。在与天蔚通电话时我问天蔚，我能为海姆教授的去世做点什么呢？他回答说，写篇文章吧，纪念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翻译家。我觉得他说得对，我有责任和义务写一篇文章，把这位散发着人格光辉的美国翻译家介绍给我们国家翻译界的同行，介绍给我们国家的广大读者。

迈克尔·亨利·海姆1943年1月21日出生在美国曼哈顿，父亲在他4岁时就因患癌症去世，由此可以想见，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不会很富裕。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本科，学习俄语、西班牙语和汉语。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有幸与美国著名翻译家拉巴萨(Gregory Rabassa)共事，后者于1970年就翻译出版了马尔克斯的长篇名作《百年孤独》。迈克尔在哈佛大学攻读斯拉夫语专业，先后获得了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他赴加州工作，在洛杉矶加州大学 (UCLA) 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直至去世，时间长达四十年，是这个系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我感觉迈克尔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对翻译的终生不渝的执着和追求。为了更好地翻译，他一生都在不间断地学习外语，所以他的同事称他是“a lifelong student of languages”(终生外语学习者)。他懂得12种外语，并把其中8种外语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包括俄语、捷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德语、荷兰语、法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以及一种非印欧语。迈克尔之所以能超越其他众多美国翻译家，他懂得多种外语并有从多种外语翻译成英语的译本问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洛杉矶时报》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里面提到，大部分不上课的上午，他都是坐在他的那台便携式电脑面前，聚精会神地做他的翻译。他的书架上则摆满了各种词典：1930年代版的四卷本俄语词典，牛津俄英词典，兰登书屋的俄英成语词典，朗曼英语成语词典，同义词词典，等等。他的妻子普里希拉(Priscilla) 回忆说，每天临睡前，他总要默默地背上一会他正在学习的外语单词。甚至在去世前最后的清醒时刻，纠结在他脑海里的还是那些复杂难解的外语单词。他把文学翻译视作一场充满欢乐的“历险”(adventure)，他说：“每天早晨醒来我就期待着这场‘历险’——新的人物在新的一年里又会给我讲述新的故事。”

迈克尔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中的精品：他从捷克文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笑忘书》，从德语翻译了君特·格拉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我的世纪》和《给洋葱剥皮》，以及布莱希特的剧作，从俄语翻译了契诃夫的戏剧《海鸥》、《樱桃园》、《凡尼亚舅舅》。他于1975年翻译的契诃夫书信集被《纽约书评》称作“英语世界了解契诃夫思想的指南”，而他翻译的另一部厚达600页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儿童文学诗人楚科夫斯基的日记，则被视作“透视自1901年至苏维埃政权时期的俄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迈克尔对文学翻译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信念，他认为翻译家是有可能把原作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的，让读者在读英语译作时感觉到他或她与在读法语或日语的原作一样。“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2001年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说，“但这就像是变魔术，当然是高明的魔术。你就当是看魔术么。不过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迈克尔的译艺和翻译成就得到了美国学界的高度评价。他于2003年即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并先后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2005)、美国笔会/拉尔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2009)、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语言教师协会终身学术成就奖(2012)。UCLA斯拉夫语系主任罗纳德·武隆(Ronald Vroon) 指出：“海姆教授是一位国际公认的学者，他从如此多的外语——好多种斯拉夫语和欧洲语——翻译成英语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他是上世纪后半叶我国文学翻译界的理论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和翻译研究的先驱者。”UCLA比较文学系主任埃夫伦·克里斯托(Efrain Kristal) 也指出，海姆教授“把翻译研究提高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他的译作博得了全世界的赞赏。”他以曾经与海姆教授这样一位“大学者”同在一个学校共事而“感到荣幸”。迈克尔于2004年翻译出版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名作《威尼斯之死》，并于翌年获得在国际翻译界享有盛誉的“海伦和库尔特·武尔夫翻译奖”(Helen and Kurt Wolff Translation Prize)。

然而，尽管他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成就和荣誉，但生活中的迈克尔却是异常的低调，毫不张扬。无论是在东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还是在会后的私下接触中，他从不炫耀他的翻译成就，而总是非常谦和、非常耐心地倾听对方的发言和讲话。甚至他来上海看我把他的获奖译作《威尼斯之死》送给我时，对该书的获奖一事也未置一词。我觉得他在生活中这种异常低调、毫不张扬的作风恐怕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译学观点——《洛杉矶时报》称他对翻译的观点“有点保守”(old-fashioned view)，因为他不赞成当代文化理论张扬、抬高翻译家的地位、认为翻译家是在创作一部新作品的观点，他说：“我当然相信译者是个创作者，但我却并不那么相信我是在创作一部新的作品。我只是在创作一部尽可能与原作一模一样的作品而已。”

让世人瞩目并为之感到震撼的是，他于2003年给美国笔会中心捐了一笔高达73万多美金的捐款，指定用作资助文学翻译，但生前却不许美国笔会中心公布他的名字。美国笔会中心自收到这笔捐款以来已经资助了一百多位译者，出版了七十多部译作。直到他因病去世以后，美国笔会中心征得他夫人普里希拉的同意，才公开了这一“秘密”。

更让人感动的是，迈克尔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富之人。幼年时他父亲早早去世，给他的家庭生活肯定带来相当的困难。工作后，依靠在大学做教授所得的薪酬和从事文学翻译所得的稿酬，其收入其实也是相当有限的，何况他还有3个孩子、7个孙子、孙女。他的这笔捐款来自于他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父亲去世后所得的抚恤金和利息。他把这笔抚恤金及其利息全部捐出，支持文学翻译事业，没给自己留一分钱。与此同时，他本人的生活却非常节俭，甚至到了精打细算的地步。譬如他到上海来，他住的宾馆就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宾馆，他想学中文，都舍不得花钱请老师，而是通过互教的形式。天蔚夫妇曾去迈克尔家吃饭，天蔚告诉我，他家里的陈设也是非常简单，饭菜也很简单。不仅如此，迈克尔还把吃剩下来的剩菜残羹加工做成堆肥，分送给他的朋友和同事，供大家养花种草用。据说他在路边看到塑料瓶和可乐罐，也总是不嫌其烦地捡起来送去回收……

如所周知，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文学翻译在美国处于一个相当边缘的地位，与作家、艺术家不可同日而语。而迈克尔却数十年如一日，在文学翻译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甘于寂寞，甘于淡泊。尽管他自己已经在文学翻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通过匿名捐献巨款资助文学翻译的行动来促进文学翻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不求名利、视翻译为生命的崇高品格着实让世人钦佩不已。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其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其质量。迈克尔在69岁这样的年龄与世长辞固然是太早了点，然而他对文学翻译终生不渝的追求和无私奉献，必将与他丰硕的翻译杰作一起被世人长久阅读与纪念。

原载《东方翻译》2012年第6期

 （初审：吴小夏 复审：韦锦泽  终审：肖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