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谢老师，您是中国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关于“文化转向”这个说法，学者们各执一词。譬如，有学者认为，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的国际高影响力著作发生几乎同步，联系紧密，并没有因为文化范式的兴起而代替语言学范式，语言学派高影响著作数量均大于文化学派。这种虚指的“转向”是各自学派标举自己重要性的修辞手段而非纯粹的科学事实，翻译学频频转向，我们的研究该如何寻找方向呢？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有些学者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意义和价值恐怕还是认识不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研究方向问题，它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的层面，并且标志着翻译研究从2000年来的传统阶段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可以说，在这之前，所有的翻译研究基本都是在文本以内考虑问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让我们的目光不仅关注文本以内，同样关注文本以外，看到翻译作为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也会更加透彻。至于所谓的某些学科的高引用率，当然是一个参照与参数，但是不能说明其本身价值，我们不可能简单用引用的高低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

问：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打造文化自信，必然离不开文化传播，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能否从翻译史中获得文化传播的启示呢？

答：翻译史上，文化传播做的最好的，从译入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前辈——中国的翻译家做得是相当不错的。汉、唐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清末民初的外国文学、社会学经典的翻译，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但是，就文化传播本身而言，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翻译家不光肩负着把外国的文学文化经典以及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引介到我们国内来的责任，同样也肩负着把我们中国文学文化的经典、我们的文化精髓传播到国外去的责任。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就做得不够了。从历史上来看，为什么说我们做得不够？因为我们的翻译史主要是一部译入史，也就是把外国的文学文化译介到中国来，而我们做得不多的是把中国的文学文化译出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现阶段，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这个课题，但是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们还是在用译入这个阶段形成的翻译理念在指导我们的译出行为，这就会碰到问题。因为译入和译出的受众是不一样的，译入是我们自己对外国文学有需求，所以我们把它翻译进来；但译出的话，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全世界不同地区会有不同情况。我们附近的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文化有很强的需求，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是如此。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邻国的传播及传播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在英语世界，情况就不怎么好，因为英语世界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它对自己的文学文化有着自满自足的状态，它翻译外来文学文化的作品就很少。你在美国的书店里面，几乎看不到翻译的作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作品要怎么进入这样一个英语世界呢，不能单靠传统的文化译入的指导思想来做，我们必须针对具体情况来做，这也就是我最近几年写的好几篇文章中提到的，我们要改变思维方式，不要以为翻译出来合格的翻译作品就可以走出去。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对葛浩文的翻译、国外的汉学家的翻译作品要有正确的定位，而不是简单地看他们翻译了多少，删减了多少，这不是正确的定位。

问：我记得您在论文里指出，我们可以先译出某些精选部分，不需要考虑全译，对吗？

答：对的，可以先翻译出简单的作品、精选的部分，让大家容易理解。

问：那么，是否如您论文中提到的，您提倡合作的方式？请国外汉学家和我国翻译家一起讨论，一起翻译？

答：对的，因为他们比较了解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这个非常要紧。就像我们翻译外来作品一样，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知道我们汉语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翻译家很认可。假设有个外国的汉学家，汉语也很好，他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他未必比得上我们本土的翻译家。

问：中国翻译史上有三次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晚清西学翻译，您觉得第四次高潮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的话会以什么为标志？

答：第四次翻译高潮，其实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第四次翻译高潮。换言之，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经过十年的禁锢，思想开始大量解放，开始了第四次翻译高潮，特别是80年代以后，最为明显。我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翻译内容与题材空前的开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还是品种，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次翻译高潮已经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高潮，使我们的翻译和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问：您出版的《译介学》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您觉得译介学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对于翻译研究会有什么新的贡献？

答：《译介学》是在上个世纪末正式出版的，在出版以前，其实我已经发表了二三十篇论文，所以对译介学的翻译思想的传播，其实当时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如果说译介学有贡献的话，那就是把大家的眼光从传统的文本以内的翻译研究带到了文化交流层面上的跨文化交际层面上的翻译研究。这是一个它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揭开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阶段、新层面，使我们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更加全面。

目前来说，我在《译介学》之后，推出了好几本另外的著作，直接有关的有《译介学导论》《译介学》（增订本）；另外呢，我还推出了两本论文集，在复旦大学出版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和《超越文本、超越翻译》。这些书在预示着，我们下一阶段的翻译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翻译是双向的跨文化交际行为。以前《译介学》关注的是单向的外来文学的译入，今后我会更加关注译出问题，另外会更加关注的是翻译本质的重新定位和定义。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翻译工作做不到位，达不到真正的效果，我们的翻译研究也会因此受到局限。

问：人工智能会不会对翻译研究有什么影响？会不会改变翻译研究的范式？

答：人工智能与翻译，首先对我们的翻译实践带来了很大便利，成为人类做翻译的有力的最佳助手，它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和速度。人工智能翻译的出现，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当然要改变翻译研究的现状。譬如说，我们对传统的翻译理念需要重新调整。简单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认为，翻译研究有几个形态，譬如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这个符际翻译，我们认为是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那么，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来以后，一个我们看到了网络世界中机器各色的形码、符码在转换，他们的转换不单是传统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那也就把我们以前对雅各布森的翻译的三分法第三种符际翻译的内涵就扩大了，那么再加上，对翻译的主体开始要重新定位。本来翻译的主体是人，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以后，翻译的主体不可能只是人，而且不是简单的人和机器的问题，这里面机器中有人，人中有机器，并且这项翻译的主体，你也得重新考虑。所有这些都对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将会非常大地丰富我们的翻译研究，然后展示一个翻译研究的新的阶段、新的层面。

（初审：吴小夏 复审：韦锦泽  终审：肖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