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方平先生于2008年9月29日下午5点50分在徐汇医院去世以来，差不多马上就要满7年了。在这7年的时间里，我时常会想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也一直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一是寄托我对老人的思念，二是让人们可以了解方先生身上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方平先生在文学翻译实践领域的卓越成就早就为海内外的广大读者所熟知，无需我在此赘言。然而，他在翻译研究领域，在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的性别研究等领域的成就，以及他的为人，知之者恐怕就不是很多了。我甚至觉得，包括方先生自己，依着他一贯的低调和谦虚，他生前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恐怕也较多地只是局限于文学翻译实践领域。方先生曾写过一篇赏析性的文章，题目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后来他还把这个题目用作他自己的一本文集的书名[1]，可见他对这个题目不无偏爱。而在我看来，如果把这个题目套用于方先生本人，似乎也是挺贴切的，甚至还可以把这个题目进一步拓展：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译学专家，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比较文学专家，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他不知道自己是……然而这些年来，因忙于杂事，我却一直未能把我的想法付诸行动，每念及此，总感觉愧对九泉之下的方平先生。

我很早就知道了方平先生的大名。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就已经读到了方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喜剧五种》、《十日谈》、勃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集》和方先生自己撰写的莎剧研究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等译作和著述，并对他非常敬仰。不过与方先生的近距离直接接触还是在1985年才开始的。那一年三月，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方先生是研究会的理事，我是研究会的秘书长，再加上那一年九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海出席那个会议的就是贾植芳先生、方平先生和我三人。而且在出席了香港的学术会议返回上海前，我们还应邀在广东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起小住了几天，这样回沪后我们就开始有了较多的交往。

方平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为人极其谦和。即使对我这样属于他的小辈、晚辈的年轻人，他也总是客气地称呼我为“谢先生”。甚至当他要表达与我的不同意见时，他的语气也总是那么的委婉，完全是一种商榷性的口吻，从不居高临下，更不会盛气凌人。记得有一次我与方先生一起开会，会上我说到，“有时候，优秀翻译作品的市场反而没有劣质译作的大”。他听后显然感到无法接受我这个观点，便说，“谢先生，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我于是跟他解释说：“譬如有一部很有名的外国文学作品需要翻译，出版社找到了您，您接下这个任务后就开始非常认真地进行翻译，字斟句酌，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踟蹰。甚至在已经完稿后都您都仍然迟迟不肯交稿，还在继续修改完善自己的译作。而与此同时，另外一家出版社找到了我，也让我翻译这同一部原作。然而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译者，我接下这个任务后马上找了我的几个学生，把原作拆散分给他们，并让他们尽快把各自负责的部分翻译出来交给我。我在收到他们的译稿后，粗粗地统了一下稿，就交给出版社了。这样，我翻译的那本译作不到半年就出版了。而由于原作的巨大声誉，我的译作卖得还很红火，一下就卖掉了十万册，甚至更多。而您精心打磨的译作在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终于出版，然而由于我的那本劣质译作抢先占据了市场，所以待您的佳译问世时，对那部原作有兴趣的读者因为已经购买了我的译本，所以极大多数人是不会再买第二本同一原作的译文的，这样您这部译作出版社就很可能只能印个两三千册，进入书店后它的销路也很一般。您觉得事情是不是这样？”他听了我的话后，一阵默然，神色凝重，我知道他肯定是在为优秀译作的这种命运感到心痛，赶紧安慰他说：“这当然是翻译市场的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那我们就需要加强翻译批评，让劣质翻译作品无处藏身，没有市场。”听了我这番话后，方先生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正在写我的第一本译学专著《译介学》，我把其中的一些观点先行整理成文单独在杂志或学报上发表。方先生对我的这些论文非常关注，每每读到一篇文章后就会给我打来电话，而且情绪非常兴奋，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极其敏锐且真切地感觉到我的译介学论文都是在为提高翻译、提高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家的地位而发声。但有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电话中传来的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凝重。他说：“谢先生，我刚刚拜读了你的大作《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我对你的‘创造性叛逆’的说法有些想不通，你非要提‘叛逆’吗？那不是把翻译家比喻成了‘叛臣逆子’了吗？那还谈什么翻译家的地位呢？”我回答说：“方先生，我说的‘创造性叛逆’那是一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其实这个词我也是根据英文原文翻译过来的。”“那英文原文是什么？”我说：“是creative treason。”他听后“哦”了一声，大概是觉得这样翻译也确实无可非议，所以也不再说什么话。我于是再解释了一句：“当然，也可以翻译成‘创造性背离’。不过既然学界已经通行用‘创造性叛逆’，那我也就沿用这通用的译法了。”他听后就没有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我以为他肯定对我的说法仍然有所保留，只是不便反驳而已，因为当时国内翻译界有不少老翻译家对“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说法不大能够理解和接受，不少人甚至持保留乃至反对的立场。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之后方先生在为拙著《译介学》写序时却专门提到这个术语，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予以肯定，说：“‘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所引进的一个命题，作者用专章讨论，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作者从中外翻译作品中举引了大量有关的例证，最后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一部又一部的文学杰作得到了跨越地理、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他甚至还专门提醒说：“今后我们在文学翻译本身的范畴内探讨翻译艺术，仍然要谈到‘信’和‘忠实’，对于我们翻译工作者，这可是一个带有神圣性的永恒的主题，但是看来有必要作深入一步的考虑了。”[2]方先生乐于和善于接受新理论、新观点的若谷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乐于和善于接受新理论、新观点，正是方平先生一贯的学术品格。这个品格折射出的是方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的文化胸怀。在我看来，这也是方先生在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的同时，还能成为一名杰出的比较文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的原因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方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即察觉到这一新兴学科的价值与意义，并为之深深吸引。凭借其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和中外文学的积淀，方先生在进入八十年代后短短的三、四年间即在全国各地的杂志上发表了二十余篇比较文学论文。1987年底某一天，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在什么场合，他从包里拿出一本名为《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比较文学论文集》[3]（以下简称《三个妇女》）的书送给我，在该书的扉页上他事先已经写好了“天振同志指正”的题款。那一笔一划极其端正的笔迹让我受宠若惊，感觉担当不起。这本书正是前几年他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比较文学的论文的结集。尽管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大多数文章我已经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杂志上读到过，但在收到方先生赠书的当晚我仍然抑制不住地被书中的文章所深深吸引，一气读完全书。这一方面是由于方平先生明白晓畅、优美生动的文笔，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每篇文章所蕴含的深邃的思想。譬如他把《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和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泰夫这两个看上去完全不搭界的人物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审视，却引出了一个关于“美”的个性的深刻思考；把蒲松龄的《促织》与德国作家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放在一起，却引出了一个关于《促织》的新思考：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

然而，读完《三个妇女》后，我感受到的最大震撼还在于方平先生对于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的理解与思考。在我的印象中，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翻译家和对中外文本比较熟悉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大多会比较偏重文学文本和作品的人物、情节等具体内容，而较少关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更遑论对于比较文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的方法论的关注。但方平先生的这本《三个妇女》却从头到尾贯穿着他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的关注，里面既有对影响研究的思考，也有对平行研究的分析。而且，更有意义和更具特色是，方先生对如此纯粹的学术问题的阐释却不是用枯燥乏味的干巴巴的语言，而是仍然用他一贯的风趣平易的语言，娓娓道来。譬如他谈“影响研究”：“在我心目中，比较文学是‘关系文学’――这是从好的意义上去理解‘关系’这个词。这是万里寻亲记，攀新亲眷，建立新关系，真象古人所说的，是‘乐莫乐兮新相知’。‘影响研究’所取得的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都帮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建树，都是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都让我们产生一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亲切感——因为我们看到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多么源远流长。”[4]而在谈“平行研究”时，他竟然化身成了一名化学老师，把平行研究归结成一个方程式“A∶Ｂ→Ｃ”，并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A∶Ｂ＝Ａ＋Ｂ”，因为比较不是自身存在的理由，而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为的是通过比较，促使产生新的化合，新的反应C。C也许只是比较简单的无机化学反应；当然，更可喜的是那复杂的、高分子的有机化学反应。C代表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不同层次的深度。它是一种进行创造性的分析、演绎、归纳后所取得的成果。它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描绘出一条运动着的规律，或者对某一种文艺现象进行新的探讨，提出新的论断，或者对于被比较的作品、作家的重新认识，甚至只是一个有启发性的问题的提出。C才是‘平行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唯有C才证明了‘平行研究’自身的存在价值。”[5]这些话真称得上既形象生动，又趣味盎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以来，国内学界从平行研究入手的比较文学研究文章发表了很多，但大多流于“X＋Y”式的比附，把两个表面相似的作家、作品、人物、主题等拉在一起进行所谓的比较研究，惊叹于两者的“何其相似乃尔”，却未能揭示出其内在的可比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方平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至今仍不失为国内平行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

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家，方平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专治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相比却也毫不逊色。尤其令人赞赏和佩服的是，作为一名男性老翻译家和研究者，他的外国文学研究却透露出强烈鲜明的女权意识。这种意识，在我与方先生的直接交往中倒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这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从事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这些问题我不一定会感兴趣吧。但我从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送我的《三个妇女》到九十年代末送我的论文集《谦逊的真理》，再到进入新千年后送我的《呼啸山庄》新译本，却感觉到他的这种意识在他的数十篇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中一以贯之，几十年始终不渝。[6]

其实，早在《三个妇女》之前，在他为他翻译的《十日谈》所写的译序“幸福在人间”中，已经体现出了这种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而在论文集《三个妇女》中，体现这种立场的文章那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在“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一文中，方先生的同情心明显地给予了那三个“生气蓬勃，感情丰富得快要溢出来似的”妇女――《十日谈》“海盗与丈夫”篇中的女主人公和《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两部名著的女主人公身上，肯定三人“在那个使人窒息的环境里，追求更鲜明地体现自己人格的个性解放”[7]。而在“可喜的新眼光”一文中，方先生在比较了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中第二章“鼻子”与冯梦龙编选的《警世通言》中第二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两个故事后指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鼓盆》暴露了浓重的封建主义思想，扇坟的寡妇，劈棺的田氏，都是被耻笑、讽刺的对象。作者分明是一个女性憎恶者，从他的眼里看去，天下的女人全都是水性杨花，假情假意。”他甚至进一步分析说，在《鼓盆》故事中的三个人物即寡妇、田氏和庄子中，“最卑鄙恶劣的就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即庄子。与此同时，他比较肯定伏尔泰的小说，因为“妇女再嫁，在查第格的眼里，并不是什么伤风败俗、可恨可恶之事（后来他反对过节妇殉夫的陋习）；主人公最后得到他所追求的幸福：和一位温柔美丽的寡妇（巴比伦王后）结了婚。”[8]

毫无疑问，在方平先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中，最令人瞩目的当推他精湛的翻译艺术和一系列关于文学翻译的真知灼见。读方先生的译作，文字是那么的自然流畅，内容又是那么的明白显豁，没有丝毫的佶屈聱牙，感觉真像是原作者自己用中文写的了。国内翻译界多把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化境”视作对译作的最高评价，我觉得方先生的译作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也即“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得‘化境’。”[9]

不过对方平先生的翻译艺术成就的探讨可不是本文这样一篇小文所能承担的，那是要花大功夫，细细对照原文和译文，悉心揣摩，深入领会，才有可能悟得其中真谛的。我这里只想重点谈一下方先生的翻译思想。在我看来，当前国内外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最新发展，正好可以映衬出、乃至更彰显出方先生翻译思想在国内翻译界的超前意识和理论价值。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方先生的翻译思想与国际译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同步的。

当代国际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让“译者登场”，即让译者及其译作从原作者和原作的背后走出来，让读者看到在跨越语言和国界的跨文化交际中，译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而译作发挥着原作无法起到的作用。而方先生早在1993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一篇《文学翻译在艺术王国里的地位》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忠实而又传神的译文有时甚至比原文更容易激发本国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的。”他说:“读者的接受原著，也许停留于感受这一层面上就满足了；而一位严肃的译者接受原著，必须通过感受而深入到作品的思想意蕴，努力以他独到的体会和理解进而给予有表现力的阐释。这样的译品对于读者接受原著（即使直接阅读原文吧）是会有帮助的。”他还具体援引卞之琳先生译的《哈姆雷特》第2幕开头16行译文为例：“至亲的先兄哈姆雷特驾崩未久，/记忆犹新，大家固然应当/哀戚于心，应该让全国上下/愁眉不展，共结成一片哀容，/……”认为这一段登基演说词，译文“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篡位者那种冠冕堂皇、老练圆滑，而内心却惴惴不安的神态，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仅如此，方先生还进一步指出，通过译文，我们“才读出了更多的人情世态”，读出了更多的“韵味”，读出了“弦外之音”，而这一切都是“译文进入情景、进入角色的理解，和曲尽其妙的发挥（也就是译文的阐释）给予原文的”。[10]这里，方平先生对一部优秀译作独特的、即使是原作也无法取代的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跃然纸上。

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他约我在淮海路百盛商厦的楼上见面。那里是一个美食广场，不过因为离中午吃饭的时间还早，所以还比较安静。当时方先生正好审阅完了拙著《译介学》的打印稿，作为审阅专家他约我见面以便当面交换意见。按理说方先生作为审阅专家，只要对所审稿件从宏观上提些意见就可以了，或肯定，或否定，或提出修改意见，等等。但我看到我的打印稿有多处地方都有方先生的红笔记号，标出的是我稿件上的打印错误，甚至还有知识性错误。他对拙著的第五章的标题“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特别欣赏，言谈之间甚至希望我就用这个标题作书名，而不要用“译介学”这样学术气书卷气比较重的书名。他说：“这个标题多好啊，多有气派：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看得出那次见面方先生很兴奋，所以在谈完正事后他仍意犹未尽，于是我们就一起在美食广场里找了个饭馆，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方平先生关于翻译的见解中还有许多很重要的思想值得挖掘和总结。譬如，他对翻译工作的高度自信。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88年11月的一天，他把他刚出版不久的《一条未走的路――弗罗斯特诗歌欣赏》一书赠送给我时那份掩饰不住的自豪与得意之情。我当时有点不理解，因为方平先生平时一向极其谦虚，这样的表情在他身上是非常罕见的。但当我拜读了这本书、特别是读了该书的“译后记”后，因为正是在这篇“译后记”中方先生充满自信地喊出了：“好诗，通过翻译，是可以还它一篇好诗的。”[11]再如，他针对国内一些译者“为了追求译文的精彩，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确切”的做法，明确表示反对，并提出：“译文精彩，固然见出了译者的文字功力，但可能并非是文学翻译惟一追求的目标。译文的贴切，同样值得重视，而且同样显示出译者的文学修养。”[12]这样的观点，也是很值得我们后来的翻译家们认真学习和反思的。

生活中的方平先生为人谦和，从不摆名人的架子。他衣着朴素，饮食随和，在花钱上，尤其是对自己花钱，简直有点“抠”。然而当上海戏剧学院筹建莎士比亚塑像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捐出了好几万元他自己多年的积蓄（这在当年来说不啻一笔巨款）。而在他简朴的外表下，更是跃动着一颗充满人文情趣的心：他喜欢音乐，谈起西方古典音乐来如数家珍。1992年我从加拿大回国后在免税商店买了一套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级的组合音响，他听说后反复向我打听音响的效果如何，低音强不强，音乐的层次是否丰富、分明，等等。当然，他更喜欢诗，有时从外地出差回来，他会忍不住写一两首诗发表在报纸上。我在报上读到过方先生的诗，觉得其实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诗人的，但他在晚年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翻译、编辑、出版诗体版《新莎士比亚全集》这件事上去了。记得在这套诗体版《新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后，有一次大概是在上海作协开会吧，或是另外的场合，他见到我就说：“谢先生，我们的《新莎士比亚全集》已经出来了，我要送一套给你。”我连说“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但我知道，方先生主动表示要送这套书给我，实际上反映了方先生对此事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乐意与他的朋友，甚至他的晚辈一起分享。他还邀请我有空时去他家做客，听音乐，我也很高兴地接受了，但我因忙于开会、讲学和筹办《东方翻译》等杂事而一直未能抽出空去看他。2008年5月，我建议我的同事吴刚教授去对方先生做一次访谈，打算把这篇访谈稿作为《东方翻译》创刊号上的一个亮点。我计划等我们的《东方翻译》正式出版后，我就带着新出版的杂志去面见方先生，同时还可向他约约稿。岂料还未等到我们的杂志出版，就在当年的9月，方先生竟然驾鹤西去了。消息传来，我惊愕之余，更感到深深的哀伤，与方先生的未践之约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然而，尽管方平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我想，无论是我个人，还是上海翻译家的同仁，乃至广大读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杰出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比较文学家和译学理论家。他留下的那么多精湛译作和深刻著述是我们上海文化界、也是全国文化界享用不尽、且永远可以从中汲取到丰富营养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心中，方平先生的名字将与卜迦丘、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弗罗斯特等伟大作家、诗人的光辉灿烂的名字一起，永世长存！

                 原载《东方翻译》2015年第4期

[1] 方平：《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此书为许钧、唐瑾主编的“巴别塔文丛”之一种。

[2] 方平：“序二”，载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3] 方平：《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比较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

[4] 同上，第87页。

[5] 同上，第363页。

[6] 方平先生还送过我一本他的论文集《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文学研究的女权意识。但该书被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借走了，一直没有还我。我在上外图书馆里也没借到，只好暂付阙如。

[7] 同上，第80页。

[8] 同上，第354页。

[9] 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74页。

[10] 方平《文学翻译在艺术王国里的地位》，载《中国翻译》1993年第1期，另收入方平论文集《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方平《译后记》，载方平译《一条未走的路—弗罗斯特诗歌欣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12] 方平《谦逊的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初审：吴小夏 复审：韦锦泽  终审：肖志兵）